陈牧把最后一只白瓷碗塞进泡沫网格时，听见隔壁传来摔碎东西的脆响。紧接着是老吴媳妇带着哭腔的骂声，词句模糊，但“散伙”两个字像钉子一样穿过薄墙。他继续打包，动作没停。碗柜清空后，露出底层压着的红纸，上面是五年前老吴用毛笔写的“吴家班”三个字，墨迹被油污晕染得像哭花的脸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老吴发来语音，背景音嘈杂：“明天北山，老陈家，最后一场。早点到。”
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
陈牧回了个“嗯”。他环顾这间租来的车库，墙上还贴着三年前某场法事的时间表，纸角卷曲发黄。角落堆着打包好的纸扎，童男童女咧着鲜红的嘴，金元宝山在昏暗光线里泛着廉价的亮光。这些都是要处理掉的。或者说，已经处理掉了：同行老赵昨天开着小卡车来，点了一千二百块钱现金，说拿回去改改还能用。殡葬用品也讲究循环利用，就像他们这些人。
门被敲响时，陈牧正试图把祖传的铜钹塞进登山包。来人是周姐，手里提着两瓶啤酒，眼圈红着，但脸上带着笑。
“我就知道你还没走。”她径自进来，用牙咬开瓶盖，递过一瓶，“老吴让我来的，说怕你一个人闷着。”
陈牧接过酒。泡沫涌出来，沾湿虎口。
“嫂子那边……”
“闹一晚上了。”周姐坐在纸箱上，灌了一大口，“也难怪。儿子要结婚，家里连个像样的客厅都没，老吴还守着这破班子。这次是真散了。”
车库静下来。远处有火车经过，轰隆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周姐忽然说：“你知道我最记得什么？三年前给西街那个老太太办事，她孙女，大概五六岁，躲在门后偷看我们哭。后来她跑过来，仰头问老吴，’爷爷，你们哭得这么伤心，是不是认识我太奶奶？’”
她笑了，眼角的细纹堆叠起来：“老吴蹲下去，特认真地说，’不认识。但人走了，总得有人哭一哭，路才亮堂。’那小孩就点点头，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塞他手里。”
陈牧想起那个场景。那天太阳很好，老太太的遗像在供桌上微笑，院里海棠树开着花。老吴握着糖，哭丧的调子突然拐了个弯，像被什么柔软的东西绊了一下。
“后来呢？”他问。
“后来糖化了，粘在老吴口袋里，洗都洗不掉。”周姐把酒喝完，瓶子轻轻放在地上，“他说那是他收过最重的礼。”
她站起身，拍拍裤子上的灰：“明天别迟到。老吴讲究这个。”
陈牧点头。送她到门口时，周姐回头说：“对了，老吴让我告诉你，那对铜钹……要是实在带不走，就埋了，别卖。他说钹有魂，听多了哭声，不干净。”
门关上。车库重新陷入寂静。陈牧走回登山包前，拿出那对铜钹。边缘已经磕出细小的凹痕，红绸褪成淡粉色。他试着轻轻一碰——“锵”，声音沉而远，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。
五年前他跟着老吴学哭丧时，老吴说，这对钹是师父的师父传下来的。“哭丧不是真哭，是演哭。但钹声得真，它一响，魂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”
那时陈牧刚二十，高考落榜，在家躺了半年。父亲托关系把他塞给老吴，说学门手艺，饿不死。第一天，老吴让他站在院子里，对着棵枣树哭。他哭不出来。老吴说：“想点伤心事。”
陈牧想了很久，想到小时候养的金鱼死了，他把它冲进马桶时，那抹橘色在水涡里打转。想着想着，鼻子一酸，声音就出来了。老吴在旁边听了半晌，点点头：“行，有底色。”
后来陈牧才知道，哭丧人的眼泪大多是假的——辣椒水抹手帕、薄荷膏擦眼角，都是行内公开的秘密。但老吴不许他用。“假哭骗活人，骗不了死人。心里得真有块地方是湿的，调子才不飘。”
于是陈牧学会在心里挖一个小池塘，平时用盖子捂着，需要时掀开，捞点水汽上来。池塘里沉着的东西很杂：金鱼、外婆临终前攥着他的手、初恋离开时没带走的半管牙膏、还有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的，某种庞大的空。
车库的灯忽然闪了闪。陈牧抬头，一只飞蛾正反复撞向灯泡。他看了会儿，继续打包。
北山在城郊，车开上去要四十分钟。陈牧到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。老陈家院子已经搭起灵棚，白灯笼在晨风里微微晃动。死者是老陈的母亲，八十九，喜丧。但院子里没什么喜庆气，几个披麻戴孝的子女站在角落，各自玩手机，脸上是熬过夜的疲惫。
老吴蹲在灵棚边检查音响设备，背影佝偻。他今天穿了那件深蓝色的中山装，洗得发白，但熨得笔挺。听见脚步声，回头看见陈牧，点了点头。
“周姐和刘胖子去买早点了，胡伯在里头写挽联。”老吴站起来，膝盖发出轻微的“咔”声，“今天人齐，好好送一场。”
陈牧放下包，开始帮忙摆香案。老吴忽然低声说：“散伙饭定在晚上，东街老馆子。你嫂子……不来。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”
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红布包，塞进陈牧手里。陈牧打开，是个银锁片，边缘已经磨得光滑。
“你儿子满月时打的，一直忘了给。”老吴转身去调麦克风，“收着吧。咱这行当，留不住东西。”
陈牧攥着锁片，金属被捂得温热。老吴的儿子去年结了婚，媳妇不喜欢公公的职业，婚礼上老吴只坐了十分钟就走了。那天陈牧也在，看见老吴站在酒店外的梧桐树下抽烟，中山装的口袋里露出半截哭丧用的白手帕。
周姐和刘胖子提着豆浆油条回来，身后跟着胡伯。胡伯是班子里最老的，精瘦，戴一副老花镜，负责记账和写文书。他一来就掏出本子：“账我连夜核了。扣掉今天的工钱，余下的平分，每人两千四。纸扎道具卖给老赵的一千二，也平分。”
刘胖子接过油条，咬了一大口：“胡伯，您这账算得比殡仪馆还清楚。”
“清楚点好，散了也干净。”胡伯推推眼镜，看向灵棚，“主家要求哭满两小时，加一场’送魂调’。老吴，你嗓子还行？”
老吴清了清嗓，发出拉风箱似的声音：“够用。”
晨光渐亮，宾客陆续到来。花圈摆满了院子两侧，白菊和黄菊混在一起，像某种喧闹的寂静。九点整，老吴朝众人点点头。周姐整理了一下头上的白花，刘胖子架好鼓，陈牧握住铜钹。
老吴按下播放键。哀乐从劣质音响里流出来，带着电流的杂音。他举起麦克风，闭上眼。
第一声哭腔出来时，院子里聊天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那是种奇特的音调——并非完全的悲伤，而是一种绵长的、起伏的叙述，像在讲一个很长很慢的故事。老吴的嗓子确实不如从前了，高音处有细微的裂痕，但正是这裂痕让哭声显得真实。他哭老人一生的辛苦，哭子女的不易，哭岁月无情，也哭福寿全归。词是套词，但每个字都咬得沉，落在地上能砸出坑。
陈牧跟着节奏敲钹。“锵——锵——”，每一声都落在调子的转折处，像在给哭声打标点。他看见老陈的大女儿开始抹眼泪，几个亲戚也红了眼眶。这是哭丧人的本事：用声音造一个场，把所有人都拉进来，短暂地共享同一种情绪。
周姐的哭声加入进来，尖而亮，像一根针，把悲伤绣得更细密。刘胖子的鼓点垫在底下，闷闷的，像心跳。胡伯没哭，他跪在灵前烧纸，一张一张，很仔细，仿佛那才是他真正的台词。
两小时像一场漫长的潮汐。退潮时，所有人都有些恍惚。老吴放下麦克风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主家过来递烟，他摆摆手，指了指嗓子。
中午吃席。哭丧人单独坐一桌，在院子最角落。菜很丰盛，但没人动筷子。刘胖子开了瓶白酒，给每人倒上。
“最后一顿了。”他举杯，“说点什么吧，老吴。”
老吴看着杯里的酒，看了很久。“我十六岁跟着师父，第一次哭丧，吓得腿抖，把调子全忘了。师父一巴掌扇过来，说‘死人都比你胆子大’。后来我就记住了，怕啥都不能怕死人，他们最讲理，给钱就安静听着。”
他喝了一口，酒辣得他皱了皱眉：“这行当了五十年，送走多少人，记不清了。有哭得真心实意的，有哭得糊弄了事的。但每次钹一响，我就觉得……他们在听。不管真哭假哭，总得有人送这一程。”
周姐小声说：“我加入那年，孩子刚上小学。现在他都大学毕业了。老吴，谢谢你当初肯收我。都说女人干这行晦气，你从来没说过。”
“女人眼泪真，比男人强。”老吴笑了笑，眼角堆起很深的皱纹，“刘胖子，你呢？我记得你来的时候，说只干三个月，凑够买摩托的钱就走。”
刘胖子挠挠头：“结果摩托没买，买了套鼓。一打就是十二年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其实我喜欢打鼓。别处打鼓是给人听，这儿打鼓……是给那边听。不一样。”
胡伯没说话，只是把杯里的酒慢慢喝完。他耳朵不好，可能没听全，也可能听了不想说。陈牧想起胡伯有个习惯——每场事办完，他都会在账本背面记下死者的名字和日期，字很小，挤在一起，像一片安静的墓碑。
轮到陈牧。他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最后只说：“我敬大家。”
酒杯相碰，声音很轻。
下午是“送魂调”。这是老吴的绝活，不插电，纯人声。班子围着灵柩站成一圈，老吴起头，其他人跟着和。没有歌词，只有“啊——哦——哎——”的长音，盘旋上升，在灵棚顶端交织，然后缓缓降落。据说这调子能引路，让魂魄不迷途。
唱到一半，陈牧看见老吴闭上了眼睛，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。这次是真的眼泪。
他忽然想起很多碎片：老吴教他认法器，说锣属金，鼓属土，钹属水，要相生相克；周姐第一次哭丧，紧张得忘了词，老吴不动声色地接过去；刘胖子冬天打鼓，手上生冻疮，胡伯给他带了副毛线手套，指头处剪开，露出指尖；还有无数个奔波的路途，他们在破面包车里吃泡面，车窗上蒙着白霜，外面是黑夜和更黑的远方。
调子结束时，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远处鸟叫。主家愣了很久，才想起来给红包。
收拾东西时，老陈的大女儿走过来，递给老吴一个信封：“我爸说，加一点，辛苦了。”
老吴推辞，对方硬塞过来：“我妈走得安详，谢谢你们。”
回城的车上，没人说话。面包车老了，发动机声音很大，盖过了一切。陈牧看着窗外，田野、电线杆、零星房屋向后倒退，像一卷倒放的胶片。他想起这五年，在这辆车里度过了多少时光——去时带着道具，回时带着疲惫和一点点现金。日子是一根细线，串起这些重复的站点。
晚饭在东街的老馆子。老板娘认识他们，特意留了包间。菜上齐后，老吴拿出一个牛皮纸袋：“钱在这儿，胡伯分好了。”
胡伯接过，掏出几沓现金，数出每人一份。动作熟练，像进行过很多次。但这次之后，不会再有了。
陈牧接过自己的那份。两千四，不厚不薄。他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拿到工钱，八十块，老吴说：“记住这感觉，这是你挣来的命。”
“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周姐问。
刘胖子说有个朋友开了家婚庆公司，缺鼓手，他去试试。“反正都是热闹场子，红白都是喜。”
胡伯要回老家，儿子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，需要人帮忙看店。“耳朵不行了，哭丧也听不准调了。”
周姐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我可能……去当保姆。之前有个主家提过，说她妈喜欢我。”
大家都看向老吴。老吴喝了口茶：“我啊，歇歇。你嫂子让我去公园跟着打太极。”他说得轻松，但手指一直摩挲着茶杯边缘，那里有道小小的缺口。
没人问陈牧。也许他们觉得他还年轻，路多。也许不知道该怎么问。
散时已近九点。街灯亮起来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老吴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肩，拍到陈牧时，手多停了几秒。
“那对钹，”他低声说，“还是埋了吧。找个干净地方。”
陈牧点头。
老吴转身走了，中山装的身影慢慢融入夜色。周姐和刘胖子一起往地铁站走，胡伯朝相反方向。陈牧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散开，像水滴落入积水，很快不见了痕迹。
他独自走回租的车库。灯坏了，他打开手机电筒。打包好的纸箱堆在角落，像个微型的白色城池。中央空出一块地，露出水泥原本的颜色。
陈牧坐下来，从登山包里拿出那对铜钹。电筒光下，金属泛着幽暗的光。他想起老吴的话：“钹有魂。”
那人的魂呢？五年的日子，折叠起来，也不过几沓钞票的厚度。他忽然很想哭，不是哭丧那种有调子的哭，是无声的，从心里那个池塘直接涌出来的哭。但眼睛是干的。
他坐了很久，直到手机电量告警。最后，他把铜钹重新包好，塞回登山包。没有埋。他决定带着。
离开车库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墙上那张时间表被风吹落一角，在空气里微微颤抖。他关上门，锁“咔哒”一声，很轻。
街上已经没什么人。陈牧背着包往前走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背包有点沉，铜钹随着步伐轻轻碰撞，发出闷响。那声音被夜色吸收，传不了多远。
但他听得仔细，一步一步，像听着某种心跳。